高贵的施舍主要内容（高贵的施舍概括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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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知名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耶鲁大学公开课最受欢迎教授、TED演讲人。他的文章屡见于《纽约时报杂志》《自然》《纽约客》《科学》等刊物。著有畅销书《善恶之源》《快感：为什么它让我们欲罢不能》《摆脱共情》。

疫情下，当你看到武汉武昌医院刘智明院长的妻子，蔡利萍护士长哭喊着追着殡仪车，不愿让她的丈夫离开时，你的双眼是否也泛起了泪花？因为你感受过失去亲人的滋味。或许，你的亲人都还健在，但你一定在书籍、网络上看到过亲人离世的悲痛。

此时，你把自己想成了那些逝去之人的亲人，感受他们的感受，悲痛无比。

这便是共情的一种——情绪共情，定义为——用你认为别人会用的那种视角身临其境地去体验生活的能力。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感受。

这种共情有很多益处，我们常用它来欣赏文学艺术作品，它也可以改善亲密关系、激发善行等。因为这些益处，人们常认为共情是绝对的善，从不会太少，而是多多益善，但如果没有共情，我们或许也可以做好上述的行为。

也就是说，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充分了解作者背景、时代背景，理性地推理；促使我们改善亲密关系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注重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感受；激发善行的动机可能也会受自己的宗教、世界观的影响。

情绪共情不等于道德和善良，而且，如果没有共情，我们可能会做的更好。

2012年，美国的桑迪胡克小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20岁的凶手枪杀了20名6、7岁的儿童。

枪击案中丧生的20名儿童和6位老师

新闻发出之后，无数人陷入了悲伤的情绪之中，尤其是那些有同龄的孩子的父母。其中一个与该案毫无关系的母亲，因为无法缓解这样的情绪，坐在咖啡馆不停哭泣，她陷入了共情的圈套当中，她想象着如果是她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枪击案中丧生，她该有多么撕心裂肺。她原本正常的生活已经被过度的共情摧毁了。如果没有共情，她可以用她哭泣的时间教给她的孩子意外发生时该如何保护自己，或者仅仅是陪伴她的孩子。

情绪共情有着典型的聚光灯效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人，但正是这种导向，包含着三个致命的缺点：焦点狭窄、存在偏见、只注意特定的个体。这三个缺点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愚蠢的判断，对待事物不理性、不公平，损害某些重要的关系，以及突出人的冷漠与残忍。

聚光灯下

一、焦点狭窄

想象现在你正坐在剧院里，观看最新的戏剧表演，当主角出现时，聚光灯会聚焦在主角的身上，并跟随者主角的表演来回移动。此时，聚光灯以外的舞台一片黑暗，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聚光灯的开关取决于作家的剧本设定，正如共情，我们只能聚焦戏剧现在的走向，看不到过往，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不能共情或共情不到的人。

正如前些年猖獗的“儿童乞讨”现象。寒冬腊月，天空飘着小雪，当我们看到一个残疾的孩子穿着单薄的衣服沿街乞讨时，一定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帮忙的善良。但这样的后果，只是助长了背后犯罪团伙的气焰，他们会欺骗更多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伤害他们的身体，虐待他们。

乞讨的儿童

在《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曾经说过，行善事之时，如果不考虑后果，仅仅是为了行善而行善，那么你做的就不是善事，导致了糟糕后果的善事还能叫善事吗？

二、偏见的存在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人的思想都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宗教、政治、习俗，这些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共情的前提是关注，而关注什么则取决于我们的固有偏见。

比起这些天叙利亚因战争而失去家园的难民，我们更关注的是疫情下日本如何对待中国，因为中日关系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关注的事情，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却的事实；而叙利亚，和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只会感叹我们的幸运，不会也不想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虽然日本侵华战争以日本的投降告终，今日距1945年8月15日也已经75年，但对自己民族的共情导致目前还有不少的中国人希望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中日冲突。共情使得人们更关爱亲人、同族，他们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激发我们的暴力，让我们更残暴地对待他人。就像现在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我们受不了看到一点亲人的痛苦，并把产生的共情以暴力的方式“回馈”给可能并没有错的医生。

三、只注意特定的个体

正因为人对个体比对数字敏感，北野武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才会说：“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2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1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两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

假如你本月用于慈善的预算只有100元，试想这样两个场景：

场景一：有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小宝马上要过5岁生日了，他的生日愿望是扮演超人拯救别人，而实现他的这个愿望，需要很多人的配合，也需要很大的场地，全部的费用需要5000元。如果这个梦想项目正在众筹，你会献出一份100元的爱心吗？一个5岁的孩子，不知道还能再看这个世界几眼，可能从没有去别的城市旅游过，没有吃过各地的美食，而实现他的愿望不过50和人的100元钱。

场景二：贵州山区的孩子们因为贫穷而营养不良，现在只需5000元，就能让50个孩子吃一个月的营养餐。

大部分人会选择捐款给5岁的男孩小宝吧！“因为他的生命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贫困山区的孩子只是吃不饱而已。”一旦出现了这种想法，就一定要警惕了，那50个孩子可能会因为吃不饱饭而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甚至死亡，实现5岁男孩小宝的愿望或许也不比治好他的白血病来的更加实际。

实现了超人梦的白血病男孩

了解了情绪共情的三个致命缺陷之后，大家可能会陷入矛盾之中：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共情挺好的呀，感受别人的感受难道不对吗？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共情，也就没有什么互相理解之说了吧？

其实，除了情绪共情之外，还有一种共情叫做认知共情——没有任何的情绪传染，理解他人脑中想法的能力，即理解对方的苦。我们需要做的，是考虑对方的考虑，而不是感受对方的感受。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共情，做到认知共情呢？有三个方法可以借鉴，分别是：一、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二、减弱自己生活的分量；三、决策前，理性判断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

“心，让我们有动力做好事；脑，让我们善于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成为利他主义者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到有效。正如前文所说，你做的好事可能会引起糟糕的后果，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疫情下的红十字会。

因为过度信任官方，红十字会是中国人最信任的慈善机构，每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人想要帮助又无法亲自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捐款给红十字会，委托他们代我们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但这次疫情下的红十字会，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为之愤怒，我们的捐赠很多都没有落到实处，这便是情绪共情导致的糟糕结果。

如果是有效利他主义者，在捐款之前，首先会了解各大慈善机构的现状，在信息公开的现在，查询相关数据并不是一件难事，慈善机构收到的每一笔捐赠的去向都要求公示。对比之后，选择信息公示好的慈善机构进行捐赠，才能够真正地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二、减弱自己生活的分量

还记得前文所述的那个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完全无关的母亲吗？她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生活中受情绪共情影响最大的人通常也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面临恋爱和婚姻的问题，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要比男性高出很多，特殊的生理构造造成女性大多都情感细腻，她们更能感受别人的感受。因此，在一段恋爱或者婚姻当中，容易迷失自己的往往是女性，最终落得个被抛弃的下场。

解决大部分女性感情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她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会爱，那又如何去爱别人呢？在了解别人的感受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有能力更好的理解别人。

所以，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如果发现你的共情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那么就请你狠心一点，不要管他们的感受，先让自己觉得舒服吧！

三、决策前，理性判断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一点主要想说的是，我们要“先思而后行”，为了不用给自己的冲动买单，行动之前要先思考一下行为的后果，不用太精细准确，简单思考一下就足够了。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溺爱孩子的家长往往有很好的情绪共情能力，在管教孩子之前，他们容易想到：自己是孩子的时候也会犯错，也不想受到父母的责骂，如果我责骂孩子，孩子该有多难受啊，家长孩子都不舒服，不如就随他去吧。可想而知，这样的家长教育出的孩子大多会成为问题学生。而避免这个结果的方法就是考虑“如果我不这样管教孩子的后果会是什么”。

慈善方面也是如此，做好事之前先想想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记得有一篇文章叫做《高贵的施舍》，讲述了母亲让独臂的乞丐搬砖，让他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工钱，而不是靠乞讨。故事的最后，当年的乞丐变成了董事长。文中母亲的做法就是决策前理性判断的结果，如果她只是靠感受乞丐的感受而随便施舍几块钱，乞丐的一生都会是漂泊流浪的，而且也不能随时遇到好心人。

高贵的施舍

弗洛伊德认为，人不是理性动物。

虽然我们的很多道德判断确实并非意识层面刻意抉择的产物，但人有能力把事情做好，“良知”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理性”、判断是非曲直的法官。

“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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