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而需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更多地发挥平台、服务商、用户的作用，实现各方价值共创，形成以最终用户（C）为中心，由服务商（S）和平台（P）协同，为商家（B）开发出个性化的数字化工具。

5月18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对外发布了《平台社会经济价值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理论概念及实践路径：强调商家、服务商、平台、消费者四方共创模式，重视互联网平台助推器作用的同时，也呼吁市场推出更多“普惠型”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弥合商家数字化领域的“新型数字鸿沟”，同时呼吁推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行业指南，对第三方技术服务商给予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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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之下，服务业数字化的普适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社科院首提“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 达成四方价值共创

根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在《报告》中的预测，到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比重将分别达到59.05%、54.96%，与此同时，伴随国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优化，届时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也将超过一半。

《报告》显示，中国服务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字化基础差等问题。社科院课题组商家调研显示，目前有意愿且有能力独自开展数字化的商家比例不足1%，此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也指出，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

《报告》指出，现有的服务业数字化模式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从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来看，方案主要以大型企业为主体，提供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要求企业有较好的数据基础、管理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和资金基础，基本无法照搬到中小企业；其次，从国家的政策来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重点在制造企业；第三，数字化转型方案对服务业的特性把握不够，其成本和收益不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而需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更多地发挥平台、服务商、用户的作用，实现各方价值共创，形成以最终用户（C）为中心，由服务商（S）和平台（P）协同，为商家（B）开发出个性化的数字化工具或解决方案，实现“全渠道运营、全链路运营、全生态开放”的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模式，即 B-S-P-C 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平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与服务商协同，为商家提供“好用不贵”的数字经营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服务业数字化的“三低四高”，即“低技术门槛、低成本、低人力资本要求”和“高精准、高效益、高信任与高融合”的数字化。

那么，这一模式如何体现出服务业数字化的“中国式”？《报告》提出了四个方面，即主体特色、平台特色、服务特色及价值共创，在B-S-P-C模式下，四方都可获益：服务商能够发挥平台上商家众多的优势，在低价格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获得大量客户，从而获得较好的利润；商家以低成本获得平台上的优质流量、精准的数字化方案，快速推动数字化转型，获得相应的效益；用户在平台上能够获得更精准、更高效、更低价的服务，其效用大幅度增加；平台能够连接越来越多的不同类用户，其发展更为健康。

《报告》还以B-S-P-C模式研究了支付宝平台，发现平台产品技术开放可为小程序商家节省20%-60%开发成本，为有数字化营销需求的中小企业节省至少30000元投入成本，小微商家通过0代码数字经营基础工具可节省4000-7000元投入，如果在服务业推广普及，预计可以为该产业数字化转型节省上千亿元的成本。

社科院提五大建议推动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进一步发展

鉴于服务业数字化的巨大价值及其复杂性，社科院在《报告》中提出，当前服务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亟须从行业指引、实践指南、试点示范等多角度助推，呼吁平台继续加大开放力度，联合权威机构出台行业数字化标准，重视第三方技术服务商，并给予政策扶持。

具体来看，《报告》对加快推动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提出了五大建议，首先，加大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其次，编制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将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上升为国家行动。

第三，支持以平台为主体开展一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试点示范。在 B-P-S-C价值共创生态系统中，平台发挥作用，因此，要以平台为主体，建立政府与平台合作机制，支持平台突破最小临界规模，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进行试点示范。

四是从商家-服务商-平台-用户价值共创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台相关政策。在既有的政策中，数字化转型政策的着力点在商家侧，对平台、服务商进行激励的政策仍有不足。因此，需要出台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例如，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扶持资金池为牵引，支持平台和服务商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得资金。

五是推动基础制度建设。建立人力资源、资金、算法算力等相关要素支持政策体系，通过平台企业与政府合作发向定向消费券、优惠券、专属券等方式，鼓励各方加大对算力算法等要素的使用频率；在标准制订、非个人数据共享、数据采集、数据开放、基础工具研发、数字化绩效评估方法和标准等方面，出台一批相应的政策措施。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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