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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颐

电影《长安三万里》自爆火出圈以来，它是否符合史实的争议持续不断。8月17日，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发表声明，认为该影片中多处情节明显与历史严重不符，要求制片方承认影片错误或失误，以平息各地网友的口舌之争。

对此，有人认为改编不是胡编，要摆正历史的位置；也有人表示，艺术创作难免需要改编，只要不是恶意篡改，何必上纲上线。

如果按照较为严苛的标准，那么不难想见，很多影视创作在专业视角的审视下，恐怕都要露拙。那么此事发展到要出律师函的程度，是在小题大做吗？需要指出的是，《长安三万里》还有它的特殊性：争议首先在于，电影的宣介多次打出“历史牌”，如将自身定位为“历史动画电影”，但这与一些人的实际观感不太相符，无怪乎有网友指出，如果能在电影尾部或开头做出醒目标注，可能更为妥当；其次，从“孩子在影院集体背诗”的热搜中可见，电影虽然不是教科书，却实实在在地承载了一定的宣教功能，面对的是一群不太能分辨历史和艺术的孩子，遭到质疑似乎在所难免。

隋唐史学会在声明中指出了四处史实错误，孰是孰非，技术上的问题一时恐难定论。在笔者看来，只要双方格局打开，理性平和地进行文化交流，倒也无妨，这也不失为必要的科普。质疑声虽然略显刺耳，但至少是一记有益的警钟——以诗文化串联盛唐气象，以国风内核点燃文化自信，《长安三万里》讲故事的能力，已在票房上得到证明，若是史实层面存在“硬伤”，这未免让人遗憾。

常言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电影创作应该留有艺术化想象和加工的空间，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并非完全对立，关键在于把握好个中边界。有业内人士指出，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原则是“大处不虚，小处不拘”。循此思路，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应当列为“大处”，比如，救下郭子仪的人是李白还是高适，就是必须较真的基本史实。

“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电影中的浪漫主义让人赏心悦目。也要看到，叫好又叫座、可经时间淘洗的历史题材作品，同样也要多一些现实主义，贴近历史的基准。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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